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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10月，外国学者在《Environmental Health》（中科院医学2区，IF=5.9）发表标题为：“First trimester urine glyphosate concentrations and gestational diabetes in nulliparas: a nested case-control study”的研究论文。

背景：妊娠期环境暴露（例如农药）与多种不良妊娠结局相关，包括流产和早产。然而，它们与妊娠期糖尿病（GDM）的关系尚不确定。本研究旨在分析妊娠早期尿液除草剂浓度与GDM的关联。

方法：本研究是对初产妇妊娠结局研究——监测准妈妈（nuMoM2b）研究进行的巢式病例对照分析。该研究纳入了美国中西部三个研究中心的参与者。我们根据参与者是否发生GDM进行分析。尿液除草剂浓度处于上四分位数是关注的暴露因素。为评估妊娠早期尿液草甘膦及其代谢物与GDM的关联，我们使用条件Logistic回归进行匹配对模型。为检验除草剂与GDM的关联是否受BMI影响，模型中纳入了除草剂（二分变量）*BMI的交互项。

结果：118例发生GDM的nuMoM2b参与者与118例随机选择的、无不良妊娠结局的年龄匹配对照进行匹配。GDM患者中非西班牙裔白人的比例较低（26.3% vs. 40.7%；p = 0.02），平均BMI较高（30.7 ± 8.3 vs. 26.1 ± 6.3；p < 0.01），大学毕业比例较低（55.1% vs. 72.0%；p = 0.007）。93.6%的可分析样本中草甘膦浓度高于检测限。在匹配对模型的校正条件Logistic回归中，草甘膦浓度处于上四分位数的参与者发生GDM的几率显著更高（OR 3.27，95% CI 1.04-10.3），与BMI交互作用的OR为1.23（95% CI 1.02-1.47）。与BMI < 25 kg/m²的参与者相比，肥胖（BMI ≥ 30 kg/m²）参与者发生GDM的校正比值比升高（OR 8.52，95% CI 1.27-57.2）。

结论：妊娠早期尿液草甘膦浓度与GDM发生相关，且该关联强度随BMI增加而增强。

表1显示了GDM患者和对照组的人口统计学特征。

在236名参与者中，获得了234份草甘膦样本、233份甲基膦酸（AMPA）样本和235份3-[羟基(甲基)膦酰基]丙酸（MPPA）样本的有效除草剂浓度结果（表2）。所有研究的尿液样本中均未发现草膦。经比重校正的草甘膦浓度在93.6%的参与者中高于检测限（LOD）。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，草甘膦的OR在0.4左右趋于平坦，这近似于所使用的上四分位数阈值浓度值0.41 µg/L（表2）。草甘膦的可定量浓度范围为0.0005–3.486 µg/L。AMPA在99.6%的样本中高于LOD，上四分位数截断值为0.53 µg/L，可定量浓度范围为0.243至35.202 µg/L。MPPA在13.6%的样本中高于LOD，上四分位数阈值为0.00 µg/L，可定量范围为0.066–1.704 µg/L。

表2显示了病例和对照组之间经对数转换、比重校正的分析物浓度中位数的比较。补充图2显示了草甘膦、AMPA和MPPA浓度分布的直方图，呈现左偏分布。患有和未患有GDM的参与者之间，草甘膦或AMPA的中位浓度没有差异。注意到MPPA存在显著差异，但仅有13.6%的参与者其值高于LOD，因此这并无临床相关性。30名（25.9%）GDM患者的草甘膦浓度处于上四分位数，而非GDM患者中这一比例为24.6%（p=0.82）。25名（21.4%）GDM患者的AMPA浓度处于上四分位数，而非GDM患者中为28.2%（p=0.23）。10名（8.6%）GDM患者的MPPA浓度处于上四分位数，而非GDM患者中为18.6%（p=0.02）。

按肥胖诊断分层的、高草甘膦浓度参与者中GDM病例的分布呈现在表3中。几乎所有（90%）同时患有肥胖和草甘膦浓度高的个体都被诊断为GDM。与不肥胖且草甘膦浓度较低的个体相比，其患GDM的风险显著升高，但置信区间较宽（RR 48.37，95% CI 4.33–540.24）。草甘膦（上四分位数）与BMI的粗略交互作用p值为0.008。草甘膦作为连续变量与BMI的交互作用p值为0.02。以下分析使用草甘膦的上四分位数作为暴露因素，因为这可能在临床上更有用。

在匹配对模型的校正条件Logistic回归中，当包含交互项时，草甘膦浓度处于上四分位数的参与者发生GDM的几率显著更高（比值比[OR] 3.27，95%置信区间[CI] 1.04–10.3，表4），且交互作用的OR（例如，BMI以30 kg/m²为中心时）为1.23（95% CI 1.02–1.47）。在模型中，较高的孕龄与较低的GDM几率相关（OR 0.81，95% CI 0.68–0.98），而曾有吸烟史与较高的GDM几率相关（OR 2.89，95% CI 1.08–7.73）。此外，与在冬季受孕的nuMoM2b妊娠相比，在春季（OR 0.36，95% CI 0.14–0.95）或夏季（OR 0.27，95% CI 0.09–0.79）受孕与处于GDM组的几率较低相关。补充表2显示了AMPA和MPPA的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，两个主效应模型均与GDM无关。然而，AMPA（草甘膦的一种代谢物）与BMI的交互作用显著（p=0.02），表明BMI是AMPA升高风险的一个效应修饰因子。按每个BMI中心值计算的、由AMPA升高导致的GDM校正OR显示风险增加，然而，这些比值比仅在BMI为39 kg/m²或更高时才显著。与种族、季节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（p值分别为0.93、0.96和0.99）。MPPA与BMI的交互作用不显著。

补充表3和图1显示了在不同BMI中心值水平上，高草甘膦组交互作用对GDM的校正OR。对于BMI值≥30 kg/m²的个体，草甘膦浓度升高者处于GDM组的校正几率增加，尽管置信区间变宽。将BMI作为分类变量，与体重过轻和正常体重参与者合并组相比，超重参与者（BMI 25–29.9 kg/m²）发生GDM的校正几率未升高（OR 1.00，95% CI 0.18–5.46），但肥胖BMI（≥30 kg/m²）参与者发生GDM的几率升高（OR 8.52，95% CI 1.27–57.2）。

P: 美国中西部三个中心的初产妇。

I: 妊娠早期尿液中的高浓度草甘膦（上四分位数）。

C: 妊娠早期尿液草甘膦浓度较低的初产妇。

O：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。

S: 基于前瞻性队列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。

本研究采用巢式病例对照设计，通过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妊娠早期尿液草甘膦浓度与妊娠期糖尿病（GDM）的关联。研究将草甘膦浓度按上四分位数二分类化，并在模型中纳入草甘膦与BMI的交互项，同时调整种族、年龄、吸烟史、受孕季节、教育水平和保险类型等协变量。结果显示，高草甘膦浓度显著增加GDM风险（OR=3.27），且该关联在BMI较高个体中更强（交互作用OR=1.23）。所有统计分析使用SAS 9.4完成，显著性水平设定为p<0.05。

Haas DM, Moss K, Faysal H, Yee LM, Silver RM, Grobman WA. First trimester urine glyphosate concentrations and gestational diabetes in nulliparas: a nested case-control study. Environ Health. 2025 Oct 7;24(1):71.